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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豪门150亿巨资，宗馥莉与三“弟妹”为何没能协商解决？）
文丨詹詹 编辑丨百进
来源丨正经社（ID：zhengjingshe）
（本文约为2400字）
2025年7月，香港高等法院第23号法庭的三份起诉书，将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推向舆论漩涡。三名自称其同父异母弟妹的原告——宗继昌（Jacky Zong）、宗婕莉（Jessie Zong）、宗继盛（Jerry Zong），要求获得宗庆后生前承诺的三笔信托基金权益，每笔价值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合共2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0亿元）。
这一诉讼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宗庆后家族的认知——此前外界一直认定宗馥莉是这位已故饮料大亨的独生女儿。
根据原告律师披露的法庭文件，宗庆后于2003年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离岸信托，受益人为三名非婚生子女，每人名下各有一笔7亿美元的资产。然而，由于当时资金不足，信托仅注入部分启动资金，剩余款项需通过娃哈哈集团分红逐步补足。截至2024年初，该账户余额约为18亿美元，但到2024年5月，已有110万美元资金被转出。
原告方指控称，这是未经授权的资金转移。
宗馥莉方面则解释称，这是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的正常经营行为，并提交了完整的合同及发票佐证；且律师质疑了原告的证据效力，强调宗馥莉“未曾接获宗庆后的相关指示”，并质疑资金转移证据中“发件人签名存在篡改痕迹”。
与此同时，在杭州的诉讼战线，三位原告已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确认其对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29.4%股权的继承权。按当前市值计算，这部分股权价值超过200亿元。目前，杭州中院尚未确定开庭日期，但证据交换工作已在进行中。
若原告胜诉，娃哈哈股权结构将从“国资—职工—宗馥莉”三方共治，变为“国资—职工—多子女”复杂局面，甚至有可能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
这种双线诉讼策略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香港法院需依据普通法判断信托有效性，而内地法院则要审查股权登记的合法性，最终结果可能取决于两地司法协作程度。
随着法律战的深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证据博弈。
原告方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声称，宗庆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与一名叫杜建英的女子育有这三名子女，杜建英据称为娃哈哈创始期高管，比宗庆后小21岁。1996年，杜建英以“看护人”身份陪14岁的宗馥莉赴美留学期间，在洛杉矶产下一子。此后十年，她又为宗庆后诞下一女。而这段关系发生时，宗庆后与原配施幼珍的婚姻仍在存续。
原告方已向杭州法院提交宗继昌1989年在杭州的出生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2023年在浙一医院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比对。若鉴定成立，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将享有与婚生子等的继承权。
另一方面，宗馥莉的法律团队则从两个维度进行反驳。
首先，宗馥莉团队出示了宗庆后2020年签署的遗嘱副本，其中明确写道：“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但这份遗嘱存在明显瑕疵——见证人仅为两名娃哈哈高管，无任何家族成员在场。
对此，原告律师指出，宗庆后晚年曾在私人场合承认三名子女的“宗氏血脉”，并口头承诺“不会亏待”，但缺乏正式法律文件的认可。
其次，在信托有效性方面，宗馥莉的律师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8条强调，“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原告至今未能出示任何一份由宗庆后签署的书面信托契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董事会决议文件。
目前，双方证据博弈趋向白热化。原告申请传唤2024年离职的娃哈哈前财务总监王某出庭，意图构建一条指向“违规转移”的证言链；宗馥莉方面则申请对原告提交的所谓宗庆后“指示邮件”进行专业笔迹鉴定，声称其中签名痕迹涉嫌篡改。
正经社分析师注意到，胜负关键在于两个核心法律问题的厘清：
1、DNA比对结果能否获得法院采信；
2、宗馥莉团队能否成功证明这部分股权在宗庆后生前已被合法置入有效的家族信托架构之中。
如今，另外三名子女的“横空出现”，并向宗馥莉发起诉讼，也让娃哈哈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对此，娃哈哈方面宣称：“家族内部事务，与公司的运营及业务并无关联。公司不会提供任何答复口径或相关回应。”
然而，这场家族纷争已对娃哈哈的商业运营产生实质影响。据全国工商联饮料业商会调研，2025年7月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暂停进货，担心“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资本市场也对此高度敏感，若股权分割引发控制权争夺，可能影响娃哈哈的上市计划及估值。
渠道商信心动摇仅是表象，更深层的是控制权可能分散带来的战略瘫痪。
在娃哈哈管理层对外成立的多家投资主体中，广元金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显示：宗馥莉持股60%，杜建英持股40%。此外，宗继昌的身影还出现在南京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双城娃哈哈乳品有限公司、大理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多家娃哈哈关联公司中。
这表明，尽管宗馥莉已正式接任董事长，但主导之路仍然暗流涌动。一旦杭州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股权分割诉求，娃哈哈将面临股东结构剧变，甚至可能陷入控制权争夺战。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企业文化与品牌形象的受损。在公众印象中，宗庆后是“布鞋首富”， 一生倡导“家文化”，以简朴务实形象打造民族品牌，每年个人消费不超过5万元，办公室面积不足50平方米，甚至被很多文章描述为“从一而终，没有任何绯闻”的模范企业家。
然而，遗产纠纷的爆发让公众看到了另一个宗庆后——正如媒体报道所言，“事实证明，任何人都有缺憾，对于这个从草根走出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并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完美，也照样有同样的七情六欲和人生烦恼。”
如今家族纷争公开化，与其精心塑造的企业伦理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在主要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及新式茶饮品牌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内耗可能进一步削弱娃哈哈的市场竞争力。
资深独立评论员曹甲清认为，如果三名原告的诉求得到法院认可与支持，他们及其母亲构成的一致行动人，相对于宗馥莉及其母亲而言，就形成了绝对多数的堪称碾压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变数，将直接指向娃哈哈控制权的变更。截至目前，只有宗馥莉经历了娃哈哈的长期历练，掌舵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检验，双方坐下来，好好协商，寻找最大公约数，在共同利益最大化上达成一致，比如夯实宗馥莉的控制权，其他人安心享有应得的财务权益，才是上策。【《正经社》出品】
CEO·首席研究员|曹甲清·责编|唐卫平·编辑|杜海·百进·编务|安安·校对|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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